历朝历代京官都要高人一等，为何清代官员都抢着要到地方任职？

清代官员的选任有着“重文轻武、重外轻内”这一规律。重文轻武的现象比较普遍，历朝历代但凡王朝中后期，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。而重外轻内却是清代特有的现象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

清初时期，官员还没有轻视内任京官的现象，自雍正创立养廉银制度后，外任官的经济收入大大提高，官员乐于外任多是利益所趋。但雍正一朝又是吏治整饬最严厉的时期，尤其对外任官的考核很严格。

比如雍正二年，在清理福建亏空时，该省八府一州自知府、同知、通判以及知州、知县各官共80名，被革职、勒令解任、改教职等去任者多达50多名。而州县官凡是涉及钱粮亏空的一律革职。

因此，在雍正的高压政策下，尽管外任官有丰厚的养廉银，但一般人不太贪恋外任，尤其是民情复杂、难于治理的地方，甚至设法规避。而在京各部院司官则按部就班，所涉事务不多，很少被参劾，可以避祸全身。

到了乾隆初年，养廉银制度趋于成熟，吏治也相对宽松，人们乐于外任的观念也越来越强。特别是满人由于人口增加，生计困难，更多贪念外任。乾隆说：“从前八旗人员补用外任者本少，因外任上官既众，习套更烦，是以旗员亦多不愿外擢。近见在京旗员，每以外任养廉所入较优，往往希翼外补。”因而乾隆在十七年（1752）下旨暂停满洲司员保送道府之例。

乾隆时期，地方官也几乎不愿意入京任职，特别是知县升任京官时，当地督抚往往以“人地相需”为由奏请留任，显然这是在庇护下属。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。乾隆南巡时在杭州召见道员罗源浩，对他印象不错。考虑到湘籍京堂官很少，罗又系湖南长沙进士，便打算将他迁升京官。

然而乾隆没料到，罗源浩似乎并不感恩，还露出了勉强为难的神色，于是乾隆让他继续外任道员。随后乾隆感叹说：“人情喜外任而不乐京职，大抵皆然。”不少由地方入选京官的人员态度消极，道光朝在整饬朝官时也特别强调：“其外任改补京职难望振作者，尤宜查明澄汰！”

清代重外轻内现象的出现，也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因素。更关键在于清代的官制存在诸多弊端。京官条规性强、事简、责任轻，地方官灵活性强、事繁、责任重，雍正、乾隆在用人行政时更重视地方官人选，往往将能力差的地方官内用，或将朝官视为外官的考察阶段。

比如雍正在引见广西兴县知县张发祖时，给出的评价是“人平常，着以主事试用。”除了州县官外，雍正对道府一级的中层官员有时也留京察看，如李元英本选为陕西道员，由于有人揭发他的过失，雍正便将其“调内试看，是以用为光禄寺少卿。”对于那些候补道府人员，雍正也是先留部试用，然后才根据能力考虑是否外放。

如果说雍正将外官内调倾向于考察和实习，那么乾隆内调外官则倾向于不使庸官贻误地方事务。乾隆八年（1743）规定，进士、举人出身已任州县各官的满人，如果觉得自己能力不够，允许他们内用通政司汉字知事，国子监典簿、监丞、博士，光禄寺署丞、翰林院典簿等14种品级相当的低级京官。

如果政绩突出，在大计中被考核为“卓异”的州县官按制度可升迁京职，但乾隆认为“虽有迁擢之名，转令投闲置散，不获展其所长。该员既日就颓靡，于器使人才，慎重吏治知道，均无裨益。”

故而，从乾隆三十五年开始，规定获卓异州县官须由皇帝亲自决定升迁去向，以保障有才能的官员能继续在地方效力。对于那些不称职的知府和道员，乾隆也命地方督抚将其改迁京官。这些人任京官一定年限后按资格外任时，乾隆还要亲自把关，决定其是否能外任。这就说明，官员被外放就代表着皇帝认可他的能力，在这面子上是很重要的。

事实上不仅是乾隆，地方督抚同样也有轻视在京部曹的嫌疑。很多督抚经常上奏乾隆，建议将平庸的道府官员调往京城任职，而改派干练之人委以重任。乾隆也基本认同这种看法。因此自乾隆朝开始，逐渐形成了重外轻内的传统。

当然，重外轻内主要还是局限于中下级官员，至于在京的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以及各部院的堂官不在其列，所以不能混淆概念一视同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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